精准扶贫，因材施教|关于扶贫，我想说点什么

作者：黄维

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，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。

——是枝裕和

本来是应该在很早前就写的话题：

17年暑假三下乡贵州，在和带队书记做思想汇报时，我口头表达了相关感受，书记听后很欣慰；

18年暑假三下乡三建乡，交流时巧遇驻村扶贫的叔叔，他事无巨细地和我讲了很多，期盼我回去能写点什么；

每年秋季新带一个年级的毛概课，我就会和学生分享关于学校安排暑期社会实践，到基层到乡镇到真正的大地最深处，或支教或支农，是多么为他们长远打算的规划，真正是“父母之为子, 则必为之计生远”……

但是，我一直没能把关于“广阔天地炼红心”的认同用正式的文字呈现出来。除了害怕贻笑大方，更有懒惰的原因。

昨天晚上，和从新疆和田监工来重庆开会的公公吃饭。期间，他聊起了在和田工作时期，从驻村扶贫干部那里听来的零星故事，反复叹着气感叹：“扶贫工作真的是艰难呀，他们的压力太大了”。

前几天和学院老师一起访学，和其中一位比我晚一年学校、研究扶贫政策的博士，也是聊相关话题甚是愉快。

关于扶贫，不能不写点什么。

【一】

扶贫是伟大的工程，不仅是因为它符合“先富带动后富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”，更是因为它尊重人。

每年国家花大量的钱用于扶贫，用抽象的形容词“大量”来形容，不太容易理解。下面是财政部2018年4月份出的专项扶贫资金分配表：

全国合计金额为“10609512”，注意，这里的单位是“万元”，也就是说，应该是“106095120000”元（1千亿多）。

这个金额是什么概念呢？假设全国现在还是只有13亿人口，算了，我们假设14亿人口，把2018年这些钱拿出来平分，“1千亿/14亿”，每个人能领到约摸“71”元，感觉心欠欠的，好像很少？

别着急，上面是国家统计局在2018年2月份发布的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，“3046万”人次。

有了这个数据，我们重新来算算账，每个贫困人口头上的钱应该是“1千亿多/0.3046亿”，每个人能领到“3483”元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

这是联合国网站上面查到的“新贫困线标准”：每人每天1.90美元。按照当前的汇率标准6.6来算，“新贫困线标准”：每人每天12.54元，一年365天，12.54*365=4577.1（元）。

刚刚我们算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的人均数为：3483元。

4577.1-3483=1094.1元。暂时看起来，我们距离国际标准少了1094.1元。

但是，这只是“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”，每个省份还会有“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”，还有对口支援城市的资金支持。拿贵州举例子：

这是2018年1月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，在2017年一年中，全省扶贫支出为“288.31亿”元（按照这几年扶贫的压力与政策，2018年的总数只会增加不会减少，但无法拿到2018年数据，暂且使用17年的数据作为替代）。

这是贵州省在2018年4月份发布的统计数据，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为“280.32万”人次。继续我们的算术题：288.31亿/280.32万=10285元。

也就是说，但是贵州市划拨的专项扶贫，每个人就能领到“10285”元。加上中央财政拨款“3483”元（全国平均数），每一位在贵州的贫困人口能领到“13768”元。

还要算上全国其他城市对贵州的扶贫资金、各种论坛募集资金（扶贫领域三大专项扶贫行动是：专项扶贫、行业扶贫、社会扶贫，这里只找了中央和省级专项扶贫）……可以想象，远远不止人均“13768”元。

如果把这些钱直接发到贫困人口头上，真是一夜暴富的喜悦都有了，还脱啥贫？

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多轻松愉快，领钱的人搞笑，办事的人搞笑，扶贫干部也不用30多岁就熬白了头发（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湾碧乡80后干部李忠凯），完全可以和普通人一样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

因为，真正的贫困不在于经济上的“捉襟见肘”。

【二】

因为，单靠钱就能够解决的问题，就不是真问题。

2015年，有位笔名“耿直哥”的作者就声称

“（像）凉山州发展极差的地区，也有一个共同特点：就是有些人固守传统恶习，拒绝现代文明，不思进取。这样的地方，国家每年投入巨大，结果却仍然扶不起来……”

可是他说得真的对吗？似的，听起来很煽情，很符合心理预期，只是在稍微多想一些，回到一两百年前，也有人这么形容整个华夏民族：中国人懒，不讲卫生，是东亚病夫。

可是现在这些以“耿直哥”为代表的某些媒体，却也开始用同样“趾高气昂”的视角指责少数民族。大汉族主义不能够让华夏文明延绵下去，反而是在撕裂国家，分化国民，不仅解决不了问题，只能让问题更复杂。

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，能怎么办？

国家现行的“精准扶贫”是我所认为真正最好的解决方案。为什么这个方案最好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从学理上，我缺乏足够的理论背景与数据支撑，但是可以用类比的方法来解释。图片

都知道，一个班级，有数学、政治、语文、英语、文综、理综这几门科目都优秀的学生，也有这几门都不能及格、老拖后腿的学生，同样也有偏科严重的学生。

有过九年义务教育经历的人，应该都有这样一个感受：如果一个老师能做到孔子所言“有教无类”，一碗水端平，至少在学生的心里面不会感受到自己是被忽视、放逐的，自己还是能够继续前进，即使速度赶不上那些“兔子”。

如果一个老师总是冷眼相待成绩不好的学生，总用“差生、笨、蠢”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自己，时间长了越是心理敏感、善良的人，越容易被这个世界的无情所击垮。

那么换到一个国家，也和一个班级类似，有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文明这几样都优秀的地方，也有这几样都落后的地方，同样也有几样优秀、几样落后的地方。

尚且一个班级，要开除一名“拖后腿”的学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一个国家就更不能因为人穷就说，你们快离开这个地方，到别的国家讨生活吧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不要来拉低我们国家幸福指数。

当然，一个班级，只要老师真的能够忍受良心的不安，也不考虑班级整体氛围，是可以办到将一两个“拖后腿”的学生从视线中完全剔除。

一个国家却实在没法做到绝情，因为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几亿、几千万、几百万的数量级，“光脚的不怕穿鞋的”，人穷则思变，永远都是最不安定、打架闹事的不定时炸弹。

中小学班主任有多难当，扶贫干部的工作就有前者至少许多倍的难做。中小学生再顽劣，也是少不更事，心思单纯，但是扶贫干部需要面对的人群，从1岁到99岁，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从物质到思想，需要深度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，才好选择适合的工作方式方法。

（3046万贫困人口/77万扶贫干部=4人次，一名扶贫干部至少对接4名贫困住户，教师基本只涉及德智体美劳，但成人关系错综复杂，难度系数比之小孩子必须翻倍考虑。）

【三】

这么难，可不可以不做？或者有别的什么办法？

比如前面说的直接按人头给钱。

大概也就是几年前，上网冲浪时总能看到凉山彝族儿童肮脏困苦的照片，呼吁大家筹款和募集物资。很多有爱心的人都参与其中，期待这些小朋友真的能过得更好。可是，凉山不仅没有变得更好，反而成为了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的俗语代言人。

继续采用类比的方法来解释。

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中，谁扮演着主要作用，总也争论不休。但是，培养一名健康快乐还能为社会有点贡献的下一代有多难，唯有真正当过父母的人才知道，当教师的人最了解的困难，反而是在如何和“后进生”斗智斗勇，优秀的学生反倒更是全方位优秀，需要费心费事的地方极少。

有些觉得自己很关心孩子学习的家长，总爱在饭桌上，当着孩子的面，请教身边那些带出优秀孩子的父母，如何帮助他的小孩提高数学、政治、语文、英语、文综，或者是理综，减少偏科。

听起来似乎真的很关心孩子，毕竟孩子哪一门考了多少分，错在哪里都是清清楚楚。只是，学习不仅讲方法，更要讲意识。在那么多人面前，数落孩子，只能强化他对“偏科”“差生”的认同——啊，反正大家都知道我成绩不好，智商不够。

幸福的人生活都一样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，一个地方的贫困原因也是千差万别。

前文所说募集爱心捐款，那种做法起码是对那些被张贴儿童的不尊重，也强化、助推了对凉山彝族的污名化。和独立个体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一样，贫困地区要改变，也必须从教育做起、从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做起、从知识的传播做起，单纯的物质救助，没有任何积极意义，只会造成依赖。就像父母单纯只给孩子零花钱一样，没有任何积极意义，只会造成不上进。

当孩子他（她）爸妈有多难当，扶贫干部的工作就有前者至少许多倍的难做。小朋友再淘气，也是血肉相连，白纸一张，听话听训，但是扶贫干部需要面对的人群，早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，早与那样思维模式浸润了几十年，早和现代社会文明脱离了几十年，更难的是，年轻力壮、知识文化青年几乎都进城务工，空留年老体弱的华发、懵懂无知的稚童。

“精准扶贫”是最好的办法了，就像教育小孩除了“有教无类”，还要“因材施教”。

【四】

扶贫的叔叔在最后分别时，对我说过的一句话，印象深刻。

他说：“有机会，来基层参加一下扶贫工作，真的不一样”。

一定程度上，我应该是听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，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.32%；

三年不到的时间，一线城市闻所未闻的“拼多多”攻下了三、四、五线城市，成功在美国上市；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（2018－2022年）》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……

还有，马克思在《莱茵报》工作期间，为了维护人民权利，利用手中的笔对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进行了犀利抨击。

人民性是共产党的阶级本性。

如果脚离开土壤太久了，再有生命力的精神也无法保持活力。就像艺术家的事业离不开滋润他的故乡文化，莫言离不开他的山东高密，贾樟柯离不开他的山西汾阳。要做好社会工作，就不能把腿上的泥都洗掉，更不能为脚穿上雕花的鞋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学生说，三下乡看起来是支农支教，你们在支援他们，但是更深的意义在于，他们在教育你们。

就像每年暑假跟着学校出去三下乡，几天时间里，发放宣传单、面对面访谈，我们这样一群过客，真的能对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人送去“文化、科技、卫生方面的内容知识”吗？如果有心的话，他们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更多，至少对我是这样。

叔叔也许在担心我这样的年轻人身上出现，总以城市文明讨好者的身份去认同自己的问题，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城市文明的教育产物，忘记枝繁叶茂最重要在于根系深扎土壤。

怕年轻人因为没有经历过苦难，也就无法体会早出晚归、烈日下在田间躬耕的辛劳，更加无法感受浴血奋战、枪林弹雨中毅然前进的坚毅。

怕年轻人只知道被掌握文化资本的人建立起来的文化世界，就把文化世界当成理所当然的文明世界，继而遗忘了曾来的路途，最终迷失了将去的方向。

曾经有位老师，和我说过一句话。他对我说，完全看不出来我是农村长大的人，他也是基本上看不出来。他在这句话时，是异常骄傲和自豪的神采，也许他发自内心为自己融入了城市先进文化感到开心，毕竟约人聊天都总爱去咖啡厅。

但是，也正是因为这句话，暴露了他作为农村长大小孩的胆怯——生怕高大上的城市人看出破绽，不带他愉快玩耍的自卑。这才是真正让他永远不脱不了“农村人”阴影的精神枷锁。

摆脱枷锁的方法，不在于是否穿上了最合身裁剪的西服、喷上了最书卷优雅的香水、坐在了最香气迷人的咖啡厅沙发上。他在扮演跟随者的舞台上，呆得太久，太久了。

正式为了防止读书人脱离现实太远，在藏书的阁楼里呆得太久，变得畏惧光明，害怕真相，所以大学里面有“暑期社会实践”，所以我说，去实践更多的是去完成自我教育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有心的人是可以把自己成长过程中，缺失的那部分体验补回来，将自己锻造成为精神世界完整，且有多种经历更易共情的人。也就为什么在考公务员时，有“三扶一支”“基层工作经验”的人总能受到照顾，他们更懂最真实的现状与问题呀。

【四】

2020年，扶贫工作预计将会全面结束，似乎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让年轻人把自己就到“绝境”中去淬炼。

但对于我们这些非战斗在第一线的公民来说，“扶贫工作”却永远不会结束。因为，扶贫中所包含的“扶知（识）”和“扶志（气）”是需要大量时间的良心工作，“贫”即“无”，每一位新生儿的社会化过程都是从“无”到“有”。

生而为人，每一位活在这世界上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去“扶贫”——绝大部分的人都将为人父母，新生儿的从“无”到“有”，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就在于幼时父母对其的“扶知（识）”和“扶志（气）”。

如果当父母的人，能够像扶贫工作者那样事无巨细的对待子女，从意识内化的角度来教育子女成长成才，而不仅仅是想着“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，你怎么这么笨，一定是智商有问题”，那么每一个人应该承担的“扶贫工作”才是真正结束了。

文章写到这个地方基本已经落地了，归根结底就是想说，扶贫工作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，人民性也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（当然除了不把自己当人民的土豪劣绅）。

对于扶贫工作，我们能做的不多，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去添麻烦——当一位用心关爱子女因材施教的好父母，对一个孩子全方位地“因材施教”，就是对整个社会最大的贡献。

再或者，当一位认真参与社会实践的好学生，一方面，为以后进入社会、面对纷乱而不失本心做好预防措施，一方面，真正能对自己“因材施教”的人，只有自己，这些都是整个社会最大的贡献。

就像从北京到贵州的那位扶贫干部，一面接地气，一面谋发展，如今大数据与贵州已经紧密在一起。父母就是这样一个作用，在一张看似毫无根基、但有无限潜力可挖的孩童身上，注入关爱，把自己的见识传递给他，与他自身的能力匹配，最终实现完美的结合。

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，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——为成为孩子们的榜样而努力。

关于扶贫，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不系统的思考，能落地的却寥寥无几，暂且打住。